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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深圳咖啡馆到地方文旅试验场:郑兰的选择

文|特约撰稿人小米

十年前,郑兰在深圳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一个游戏团队。对方表达笨拙,模型粗糙,几乎没有明确的商业化路径。但她投了。

“不是因为我看懂了什么模型,而是他们在认真对待玩家的沉浸体验。”

那场投资没有被写进媒体,也没能引发什么“回报故事”,但从那之后,郑兰开始意识到:一件事值不值得投,不在于它能否讲清“成功的可能性”,而在于它是否有构建一种可能性的动机。

在多数人仍在IP、渠道、代言之间争抢“窗口期”的2012年,她第一次听见“核心玩法决定用户生命周期”这个说法。那时她刚开始做游戏方向的投资。她决定沿着这条非主流的判断路径走下去。

这个判断标准至今未变。只不过,从“玩法机制”出发,她逐步走到“行为认知结构”和“文化场景构建”。

她说,“我们不是在押注成功,而是在参与迁移。”

项目分类的失效,和结构方法的出现

郑兰是博派资本的创始合伙人。在投资行业,她既不高调,也不藏着。在她看来,创投的本质是认知和判断的不断验证,而非资源和窗口的抢占。

她早期曾像大多数投资人一样,用“行业赛道”去归类项目——消费、工具、文娱、硬件。但这种方法很快失效。一个原本被定义为“消费电子”的项目三年后变成了内容平台,而另一个内容品牌最终演化成社交网络。

“你如果只按行业标签看,只能看到表层的变化,永远无法预判底层的迁移。”

2019年开始,她尝试从“人”出发——研究用户的注意力分布、文化认同感、信任决策机制、消费触发点。她的判断逻辑逐渐转为“结构导向”:项目是否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行为逻辑闭环,创始人是否具备构建并修复结构的能力,团队是否能在结构变动中持续适应。

这套方法更慢,更难量化,但更适用于如今这个“流动性高于行业确定性”的阶段。

她说自己不追求“绝对正确”,但拒绝“表面稳定”。

“我们终究还是在对抗确定性本身。”

反直觉的下注

俊平大魔王是她一个典型的“反直觉项目”。2017年的当时这个品牌还没有完整的用户画像,社群运营松散,创始人也并不属于“擅长包装”的类型。

她纠结过。但最终决定投资。

“我担心的不是市场或数据,而是创始人是不是真的认定这件事值不值得坚持。”

她的判断更像是一种对“非理性信念”的识别:一个项目不需要完美,但必须有清晰的动机。不是解释给市场听的版本,而是创始人自己是否能够反复相信的那个版本。

投资行业习惯用ROI、成长性、规模逻辑来判断项目价值,而郑兰更倾向看“动因结构”和“迁移能力”。

“很多项目失败不是因为方向错了,而是结构崩了。”

她会在一个团队最初的播客访谈里找动机线索,也会在产品早期文案中观察“内部共识”的强弱。

她说她不信命运,但始终相信动机。

失败的价值

她不是没有失败。她投过一个技术底层很扎实的机器人团队,但几个月后团队陷入分裂,公司解散。

“那次我反而不是特别后悔。我最怕的是那些我一开始就有疑问,却假装市场会原谅它的项目。”

她为每一个失败写复盘,不是出于自责,而是出于工程式修复。

“很多错误,其实是我没有对上那个判断模型。不是能力问题,而是感知不够。”

她拒绝把失败包装成“转型点”,也不试图用正能量掩盖代价。但她会翻查数据、重构决策路径,把写了一半的失败记录从垃圾桶里捡回来。

“我不是想美化失败,我只是想不浪费失败。”

这类回溯,是她职业结构的一部分。

文化场景,不是“消费升级”

2022年起,她开始密集研究文旅和文化消费场景。这是一个在传统投资人看来偏“慢增长”、缺乏技术红利的板块。但她认为,文化是“未来经济结构的一种深层变量”。

她发现,三线以下城市的年轻人不再模仿北上广,而是试图在本地语境中构建自己的文化叙事。他们写剧本、剪视频、沉迷古风,但缺少表达场所。

她开始把“文化消费”理解为“场景再造”,即:不是提供内容,而是提供发生内容的结构。

她推动过一系列试验性项目——把老厂房改成剧场,把夜市和二次元结合,用IP重新组织老城区的商业动线。她与地方政府谈判,也跟内容机构共建机制。

这些项目周期长、共建门槛高、缺乏清晰的商业化路径,但她认为这是“影响结构的基础设施”。

“IP如果不能落地,就永远是空中楼阁。”

结构主义者的柔软

郑兰每天会花一小时做信息分类和标签重组。她的Notion里有几十个页面,用来记录Z世代的行为偏好、城市更新案例、香型命名文化。她不是收集者,而是结构构建者。

她说她很容易焦虑,但结构感让她平稳。

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脆弱。“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强者,我只是比别人更清楚自己在哪里不能退。”

她曾用“乌龟”形容自己:慢,但路径清晰;不善言辞,但有完整图谱。

“我小时候写作文常常被老师批评语言干巴巴,但如果允许我用结构表达,我反而能更清楚说出重点。”

这就是她的工作方法,也是一种价值取向。

写在最后

在一次采访尾声,我们问她:“如果未来十年你能做成一件事,希望是什么?”

她想了几秒,说:“留下一个方法,让人知道构建比获得重要。”

这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。但你会发现,她的每个选择都在围绕这个方向推进。

她没有强烈的“市场煽动性”,也不以“标签化成功”来解释自己。但她对行业迁移的判断、对用户行为的感知、对长期结构的执着,正在逐步形成一种稳定影响力。

郑兰不是一个“能讲故事”的投资人。但她始终愿意相信那些“不好讲故事”的创业者。

她说:

“我们都在一条流动的河里。没人能保证不湿身。但如果有人愿意一起划桨,就值得下注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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